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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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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五)  

2016-04-21 07:58:5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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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城第五期

 

从汉初到“文景之治:

生存压力最轻的时代

 

岁月在不断消逝,我们每一天都行走在历史的长河中。博千年文化之异彩,品历史长河之大成,咀嚼着曾经的智慧,不断回顾,不断反思,重温历史,总结历史。我们一起探究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十个时代,本期我们解读西汉。

 

 

 

自公元前202年,西汉建立后,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中国历史就出现了一个太平盛世。而且,在这个盛世中,政府没有给人们施加太大的压力,人们的生活负担很轻,这在权威型的封建社会里实属少见。

 

(一)西汉的平民创业者们

西汉号称是“马上得天下”,在各专制王朝的历史中,马上得天下的朝代相对来讲能维持更长久的政治安宁,这是因为,在长期的王朝征战中,创业的一代君臣更能体会到天下的来之不易,更能了解民情和民意。

西汉政权的创业者们有很多出身下层平民,他们后来大都进入最高统治集团。在推翻秦王朝、建立西汉政权的骨干成员中,多系秦代社会中的下层人物,     比如西汉创业集团的一把手,领导人刘邦,就出身于“泗水亭长”,这个职务属于一个基层小官吏。

刘邦创造神话的过程,学过中国历史的人大都能了解。其中的一些故事,比如鸿门宴,大家更是耳熟能详,在这里我们不去探究,我们要讲的是和刘邦一起创业的伙伴们。重点是看一下他们的出身和经历,这对研究刘邦统治集团的性质有重要意义。从政权的性质,我们又可以看出他们采取什么样的治国政策。

我们发现随从刘邦起事、辅佐他开创汉王朝基业的大臣中,只有张良为韩国公子,属于贵族,张仓曾任秦御史,属于秦代上层官僚。其余诸将相、大臣,几乎都出自社会底层。他们虽然出身贫贱,但经历了楚汉战争的锻炼和创建统一国家的实践,都表现出非凡的才干。

现在根据他们的出身,将他们的骨干成员分成五类。

1、基层小吏:萧何、曹参、郦食其

2、贱业从事者:樊哙、周勃、灌婴

3、犯罪分子:黥布、彭越

4、无业游民:韩信、张耳

5、穷书生:陈平、王陵、陆贾、夏平民

除了这五类人之外,其他人还有很多,比如卢绾。卢绾的亲戚与刘邦之父交好。根据史料记载他和刘邦是同一天出生。两家住在一个村子里,而且大人的关系也挺好。真是缘分呐,俩小孩没事就一块玩,从小情同手足,感情极好!卢绾从小个性就比较温和,老实本分,而刘邦却正好相反,处处喜欢做老大。于是,卢绾就成为刘邦收的第一个小弟,跟着刘老大一起砍人打架、摇旗呐喊,小弟当得是忠心耿耿。刘邦为平民的时候,因为吃官司而躲躲藏藏,卢绾常常追随。刘邦当泗水亭长时,常随出入上下。

日后,卢绾表现平平,虽然没立过什么大功劳,但刘邦仍提拔他为长安侯,后来更晋封为燕王,也是刘邦时代最后一个异姓王(其他异姓王都被刘邦先后给“收拾”了),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

其他人还很多,我们不再一一叙述,大部分都是出身于平民阶层。

这些原来当过小官吏、小手工业者,或中小地主及出身社会下层的平民,在刚刚建立的西汉王朝的最高统治集团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汉初的这种“布衣将相之局”使得最高统治集团对民间疾苦有一定了解。因此,汉初对农民的压榨、剥削有一定程度的减轻,“休生养息”政策成为几代朝臣的共识。

 

(二)休养生息的既定国策

汉高祖刘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打败了强手项羽,建立了西汉王朝,但面对的却是一片惨淡而严酷的现实。秦末农民战争与楚汉相争带给汉初一个荒凉、残破的社会局面。 

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需要统治者制定一条符合当时历史实际的治国方略。刘邦选择了“清静无为”的政治路线。

要想长治久安,绝不能步秦始皇后尘。所以,刘邦们惩秦之弊,提出“无为而治”、“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国策。

要恢复生产,必须要有足够的劳动力。刘邦及他的大臣在这个问题上没少动脑子。

首先,刘邦决定让跟随他参与战争的士兵们全都复员,参加劳动。当然,这种做法是有一定的物质奖励的。

刘邦规定,入关灭秦的关东人愿留在关中为民的,免徭役十二年,回关东的免徭役六年。军吏卒无爵或爵在大夫(五级爵)以下的进爵为大夫,大夫以上的加爵一级,并一律免除本人及全家的徭赋。归农的军吏卒,按照爵级高低,也就是军功大小,给予田宅。他们之中除少数高爵的上升为地主外,大部分还是一般农民。这些农民在和平安定环境中获得了土地,提高了生产积极性,是汉初稳定农村秩序、恢复农业生产的一支重要力量。

其次,战争期间,很多人为了保全性命,逃到深山老林,希望社会安定之后再回来。刘邦设想,这些人要是能回归生产肯定增加不少劳动力。

于是他下令:战争期间,没能编入国家户口”的人,你们都回家吧,“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你们中有前秦的旧地主的,一律恢复原来的爵位,原来属于你们的田地,全部还是你们自己的。这种优厚的待遇打消了这些人的顾虑,他们纷纷回家,重新成为国家的编户,向国家纳税。

紧接着,刘邦想到了很多在战争期间自卖为奴婢的人。他们绝不想做奴婢,但无奈饥饿难忍,不得不把自己卖掉,签上卖身契,成为别人的奴婢,失去了人身自由。

刘邦下令,“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民。”意思就是,战乱年代,因吃不上饭而自卖为奴的人,一律释免,卖身契从即日起不再具有法律效力,这样就恢复这些人普通老百姓的身份并分给一定土地使之自食其力。这样他们就成为发展生产的一支重要力量。

最后,要努力提高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推行鼓励早婚、奖励生育的政策。刘邦宣布,凡是生育一个子女的,就免徭役两年。这种优惠政策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

到了惠帝时,为了鼓励早婚,规定:民女十五岁至三十岁不嫁者分五等罚钱。在这个时代,结婚晚了也要罚钱,对晚婚者以加税5倍的办法迫使妇女及时结婚生育。

西汉政府还以户口是否增加作为对地方官政绩考核的主要依据。

刘邦要鼓励生产,除了努力增加人口,还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减轻农民负担。刘邦实行减轻田赋,田租征收实物,税率为“什五税一”,严格遵守“与民休息”原则。这种做法后世普遍效仿,纵观我国历史,历代农民起义取得政权后,为了巩固政权,发展经济,都采用轻徭薄赋的减税政策,减轻人民负担。

上述政策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无疑是很有成效的。到了公元前180年高后去世的时候,汉初的困难和混乱的状况已有了初步的改变。史称:“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

这些与民休息的政策和措施,对战乱之后的广大民众来说,犹如及时雨,雪中炭,对安定民生、稳定社会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好雨知时节”,“润物细物声”,可以用这两句诗来形容西汉前期的惠农政策。

(三)清静无为的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是中国两千多年皇权专制社会中不多见的亮点之一。之所以“汉”能够成为“中国”的同意语,与文景之治的盛世不无关系。文景之治是很早就在中国人心中扎根的乌托邦,那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中国历史上,由两个皇帝共同构筑一个盛世,除去“文景”,就只有“康乾”了。接连出两三代明君的概率本来就微乎其微,何况当时中国的大一统皇权体制刚刚建立不久,权争难于平息,出现盛世实属不易。

“文景之治”是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后出现的第一个盛世。东汉的班固全面考察了文、景二帝时代的历史后,在《汉书》中深情地写到:“要说周朝最好的时期就是成康时期,要说汉朝最美好的时期就是文景,周言成康,汉言文景”。而距离文景时代并不遥远,甚至亲身经历了这个时代的司马迁父子也同样感叹文景二帝:“这两位皇帝德行达到极盛了。”

文景二帝究竟是实行了哪些政策,才得到了后人的如此赞誉呢?

第一,继续执行刘邦轻徭薄赋,发展生产的国策,并对人民作出了更大的让步。西汉之初,刘邦就已减田租率为“什五税一”。以后,惠帝、吕后时期也没有改变。文帝前元二年和十二年,曾两次宣布减当年田租率为三十税一,前元十三年,又免除全部田租。景帝以后,基本确立了三十税一的田租率。这样的田租率在整个封建社会时期都是最轻的。

为了使百姓免受转送赋税之苦,文帝下令列侯不准居住京城,各自归国。文帝首开“籍田制”,表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文景二帝还多次下诏救助灾荒,令郡国官吏务必重农桑,发展生产,并设“孝悌力田”奖励努力生产的农民。这些政策或法令对于社会秩序与生产的迅速恢复具有重要作用,使得封建国家的重要经济支柱——小农经济,在汉初几十年中有了长足的进步。

文景二帝还注重减轻农民的徭役负担,保证从事农耕的时间。如惠帝修筑长安时,使用奴隶与刑徒代替农民;吕后改戍卒的终身服役制为一岁而更之制;景帝把成年男子的始役年龄从15岁提高到20岁。文、景时期,几乎没有征发农民筑城、建宫殿、修坟墓及其他劳役的事情发生。这一切表明,文景二帝确在尽一切可能减轻农民的徭役负担。  

汉初还逐步调整盲目抑商的政策。这些措施,使秦末以来受到巨大破坏的农业经济,很快获得恢复与发展。到汉武帝即位时,国库盈溢,社会财富已是相当充裕了。  

第二,文景二帝在躬修节俭、厉行节约,禁止浪费方面,成为封建帝王的楷模,整个社会也呈现一阵节俭之风。

这个风气起于汉初,文景尤盛。汉初刘邦责萧何修建未央宫过于“壮丽”,说明他已有节省民力、限制过分奢侈欲望的思想。惠帝、吕后时也都注意节俭,没有大肆铺张之举。

文景二帝更是在各方面自我克制,为创建廉洁、勤俭的社会风尚不懈努力。文景二帝对追求奢华的秦王朝的教训有着清醒的认识,时刻铭记在心。诸事尽量从简,节省财政开支,开创了接连两代清明的俭朴之风。而倡俭抑奢之风的形成,首先与统治集团对奢靡的重大危害的清醒认识大有关系。

倡俭抑奢必须有制度保证。文帝明令禁止太过奢侈。当时,奢侈现象在官宦显贵中尤其严重。比如,淮南王刘长,自恃为皇亲,根本不把朝廷倡俭的申令放在眼里。汉文帝见他留在京里影响不好,便遣归封邑。但刘长劣性不改,依然大肆挥霍国家资财,其他的一些官僚也纷纷效仿。仅因每年乘公车游山玩水的费用,就给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后来文帝开展了一次整风运动,效果良好。

文帝为自己预修的陵墓,也要求从简。向来为封建统治者看重的宗庙和陵寝,其简陋的程度,也为古今罕见,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举动。

第三,减轻刑罚,废除肉刑。

文帝本人对法律十分尊重,他是一位不以个人意志破坏法律规定而“循守成法”的皇帝。一次,文帝出行中路过渭桥,有人从桥下走出,使文帝乘车的马受惊而跑,廷尉张释之判处此人“罪金”(罚四两金),而文帝要求处死。张释之向文帝说:“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共同制定的,如果我们轻易地改变法律,就会使人们对法律失去信任,不知怎样做才对。”文帝终究表示廷尉做得对。

文帝最重要的改革是废除肉刑,改革刑制。这既顺应了民心,又为农业生产保全了更多的劳动力,有利于自身的统治,合乎历史发展的潮流。

第四是抑制豪强,打击恶霸。

西汉前期“与民休息”的政策,对农民是雨露阳光,但也助长了豪强商贾的实力。因为豪强地主占有的土地多,轻徭薄赋政策使他们获利最多;“弛山泽之禁”,富商从中获利最大。

为了保护自耕农的权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文景二帝开始采取了一些抑制豪强的措施。

文帝的重要策臣贾谊提出:移风易俗,反对豪强淫侈之风;禁止豪强私自铸钱;重农抑商;逐步分化诸侯;加强储备以防灾荒等一系列建议。这些主张严重损害了权贵阶层的利益,贾谊也成了他们的攻击对象,指责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最后,贾谊终于被陷害,流放到潮湿沼荒之地,死时年仅33岁。

汉景帝时的晁错是比贾谊更务实的政治家,也更加勇敢。晁错指出今天虽然法律“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他提出“损有余补不足”的理财思路,以捐献粮食授予爵位的方式,诱使富人去购买农民的粮食来实现重农国策。他劝景帝勇敢地接受权贵集团的挑战,得到了景帝的重用,但也受到权贵们更多的攻击。

景帝在打击豪强方面,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特别是任用郅都、王温舒、严延年、宁成等所谓的酷吏,痛诛不法豪强。史书上说“流血十余里”,“余皆股栗”,“豪强肋息,威震旁郡”。晁错的父亲从老家赶来劝阻儿子说:“你这样做,刘氏安矣,而晁氏危。”晁错父亲受不了压力而服毒自杀,晁错也在后来的七国之乱中被杀害。贾谊和晁错的主张先后被文帝和景帝接纳并实行,作为“文景之治”的重要功臣一直被后世称颂。

文景统治时,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政治清明,君臣和谐、秩序稳定,君民和谐。 

农民负担大大减轻。从汉高祖即位(公元前202)到汉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前后共62年间,西汉王朝实行的是中国古代堪称典范的轻徭薄赋政策,农民的负担是最轻的。

文景两代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的结果,使当时社会经济获得显著的发展,封建统治秩序也日臻巩固。西汉初年,大侯封国不过万家,小的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还归田园,户口迅速繁息。列侯封国大者至三四万户,小的也户口倍增,而且比过去富实得多。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文帝初年,粟每石十余钱至数十钱。

《史记》记载:“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家给人足,都鄙廪庾皆满(城乡仓库充实),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穿钱绳索朽断而无法计数钱币)。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对违法犯罪之事看得很重),先行义而后黜耻辱焉(崇尚争相行义而以见义不为者为可耻)。”孔子说的“仓廪实而后礼义兴”得以实现。

《汉.食货志》也有类似记载,称汉初至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间,由于国内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灾,百姓总是人给家足,郡国的仓廪堆满了粮食。太仓里的粮食由于陈陈相因,致腐烂而不可食,政府的库房有余财,京师的钱财有千百万,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这是对“文景之治”十分形象的描述。

应当说,在汉代历史上,文景之治还不是强盛时期。但没有这个时期的历史积淀,就不可能有武帝时代的全面繁盛。

生活在这个时代,实在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他们能享受到那么多的优惠政策,徭役赋役在整个古代社会最轻,刑罚也不重,社会稳定,内地没有战乱。在古代,若问哪个时代人们生活压力最小,当属汉初及“文景之治”。它为人们带来的那段温馨的日子,为历代史家所讴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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